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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喬生烈士傳略(中)

來源:常寧市融媒體中心 作者:胡金菊 曹元生 編輯:源源 2021-05-07 21:27:45
時刻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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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4月下旬,中共湘區區委員會書記、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湖南分部主任毛澤東在彭平之、夏曦、唐朝英的陪同下,以教書先生的身份經衡陽來到了常寧水口山鉛鋅礦。毛澤東在水口山期間,住在康漢柳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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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漢柳飯店舊址一角

毛澤東一到水口山就召開團員代表會議,聽取團員干部的匯報。當聽到水口山工人自發起來多次和礦當局作斗爭時,毛澤東連連說:好!好!好!當后來聽到幾次斗爭都失敗了時,毛澤東啟發式地問大家為什么會失敗,十幾個團員誰也說不出所以然來。最后,毛澤東說,關鍵是沒有一個正確的政黨來領導我們,所以我們的斗爭沒有取得最后的勝利。毛澤東全面分析了當前水口山的形勢,對各方面的力量進行了對比。要求全體團員團結起來,發動和依靠全體工人,為革命的高潮到來做好準備。毛澤東告訴大家,只要全體工人團結起來,有了一個正確的政黨來領導,就一定能夠取得勝利!毛澤東還說,當然,我們也要注意工作方法,要保護好自己,就目前來說不要輕易暴露自己的力量。

宋喬生參加了團員座談會,近距離聆聽了毛澤東的教誨,心靈深處受到了深深的震撼,他默默地下定決心,這一輩子要跟著毛先生走。

毛澤東在水口山期間,在宋喬生等的陪同下,進工棚、下窿口,走家串戶,察看工人的生產場景,了解工人的生活狀況,聽取工人的呼聲。對工人的意見,毛澤東認真地聽,認真地記。每次考察回到康漢柳飯店,宋喬生才悄悄離開。

宋喬生除了陪同毛澤東訪貧問苦外,還負責毛澤東等人的安全,他安排一些信得過的窮工人暗地里保衛毛澤東,為了不引起當局的注意,他安排耿飚、劉亞球這些靠得住的童工來做“眼線”,以保證毛澤東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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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口山工人大罷工

1922年10月,安源路礦成立工人俱樂部,進行罷工斗爭,取得勝利的消息傳到水口山礦,宋喬生和機械科的工人深受鼓舞,在劉東軒的鼓動下,水口山礦機械科的工人秘密商量成立工人俱樂部,苦于沒有經驗,不知道怎么辦才好,大家決定湊錢讓劉東軒去安源請師傅來幫忙,宋喬生二話沒說,積極湊了份子錢。

這年冬,中共湘區區委員會書記毛澤東派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黨支部書記、文書股長蔣先云和共產黨員、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工人糾察隊隊長、機械廠總代表謝懷德等來到水口山,開展工人運動,成立了工人俱樂部、建立了中共水口山小組,領導開展罷工斗爭。宋喬生被選為工人俱樂部的十代表和工人糾察隊分隊長。罷工期間,宋喬生經常帶領糾察隊員在康家戲臺、火車坪、鐵路、隆口、水泵房等地巡邏和散發傳單。

在罷工斗爭中,當礦局局長趙銘鼎妄圖以談判為名,陰謀殺害蔣先云、劉東軒時,宋喬生與工人糾察隊長謝懷德等按照黨組織的部署,組織3000多工人將礦局團團圍住,齊聲高呼:“反對陰謀殺害我們的代表!”“不放出我們的代表,就燒毀礦局”“殺一蔣先云還有數千蔣先云;殺一劉東軒,還有數千劉東軒!”“不答應罷工條件,決不復工!”嚇得礦局局長膽戰心驚,不得不放出工人代表。當礦局局長指使選礦科長潘振綱以礦局職員總代表身份,帶領礦警,攜著手槍來到敲砂廠登臺演說,恫嚇童工,揚言:“如不開工,一一槍斃”時,宋喬生聞訊后,率領部分工人糾察隊員趕到敲砂廠,繳了潘振綱的手槍,嚇得潘振綱面如土色,隨往的礦警四處奔逃。

經過罷工斗爭的鍛煉和考驗,宋喬生在政治上越來越成熟,他常常對工人們說:沒有壓迫剝削的美好社會,我們看不到不要緊,只要我們的后代能看到?!庇捎谒螁躺某錾憩F,于1923年5月被批準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一名無產階級先鋒隊戰士。同年6月,被選為水口山礦機械科黨支部副書記。

“二七”慘案后,全國工人運動陷入了低潮,由于毛澤東的正確領導,水口山工人俱樂部反而得到了鞏固和發展,這對湖南趙恒惕軍閥政府來說,無疑是一塊心病。1923年11月25日,趙恒惕派鎮壓工人運動的劊子手賓步程出任水口山礦局局長。賓步程一到水口山礦局,于26日命令軍隊占據工人俱樂部,搜捕俱樂部負責人和工人骨干。當敵人用武力鎮壓工人運動時,宋喬生配合蔣先云,組織水口山工人又一次舉行罷工。上級派來水口山以教書為掩護從事革命工作的朱舜華,在敵人的威逼下,嚴守黨的機密,堅持不肯交出工人俱樂部負責人和工人積極分子名單,被敵人打得昏死了過去。宋喬生當即組織工人糾察隊員,把朱舜華轉移到離礦較遠的一個老工人家里,找醫生進行診治,挽救了她的生命。

在保衛工人俱樂部的斗爭中,選礦工人康年如遭到敵人槍殺,宋喬生配合蔣先云等發動數千工人包圍了礦局,抗議反動派無故殺害水口山工人。宋喬生還代表礦局全體工人向礦局局長賓步程提出了“礦局出示保護工人俱樂部;撫恤死傷工人;懲辦兇犯及統率長官;發清欠薪;每月津貼工人俱樂部教育經費千元,罷工期照給工資,全體增加工資一次”等九項條件,迫使賓步程在條件上畫了押,并當即履行了埋葬康年如,發給康年如家屬撫恤費800元等條文。28日,蔣先云、宋喬生等“組織全山工人繼續斷絕水米來源,局內廚師亦不予開火,禁止局內職員通行,以冀獲得徹底勝利”。同時,以工人俱樂部的名義,向全國各界同胞發出快郵代電,揭露賓步程派兵強占俱樂部,慘殺工人等罪行。28日晚上,蔣先云和宋喬生召開黨支部負責人和工人積極分子會議,傳達中共湖南區執行委員會的指示:一方面要加強黨的領導,加強團結,堅持斗爭;另一方面要講究斗爭策略,已經受到礦當局注意的俱樂部負責人立即離開水口山,轉移到別處。蔣先云、宋喬生分析了敵我情況,指出賓步程之所以會答應簽字,是形勢所迫,他肯定不會甘心,紙上的東西靠不住,要隨時準備對付敵人的反撲。蔣先云告訴宋喬生:他接到上級的指示,必須馬上離開水口山去接受新的任務,這里的工作由宋喬生負責。深夜12點,宋喬生派人把蔣先云安全送出了水口山。29日,一個營敵兵從衡陽開到了水口山。有了軍隊做靠山,賓步程立時露出了兇惡的嘴臉,他下令全礦實施特別戒嚴,封閉工人俱樂部和工人子弟學校,派人到處張貼布告,誣蔑“水口山工人俱樂部為無政府黨政機關,煽惑工人,擾亂治安”,并懸賞緝拿俱樂部主要干部,同時,撕毀了工人提出所有條件,借故開除了2000多工人,在一片白色恐怖下,工人被重新打入了十八層地獄。敵人的白色恐怖,更加激起了水口山工人的強烈反抗,水口山的工人得知賓步程企圖逃離水口山時,自發組織起來,四處設卡,散布傳單,“懸賞千元”購買賓步程的人頭。宋喬生等還以工人俱樂部的名義,發出了《告全國同胞書》,進一步揭露反動派用武力鎮壓工人運動的罪行,激起了全國同胞對水口山礦局反動派的憤怒聲討,獲得了全國人民的大力聲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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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五卅”運動后,宋喬生組織水口山工人積極要求恢復工人俱樂部,以實際行動聲援“五卅”反帝愛國運動。6月上旬,楊發秀回到水口山礦和宋喬生一道領導工人繼續與反動礦局開展斗爭。接著,中共湘區執行委員會根據水口山工人的請求,派彭平之等以省“雪恥會”宣傳員的名義來到水口山,加強對反帝愛國運動的領導。彭平之到水口山后即和宋喬生、楊發秀、余慶甫研究,秘密召開工人骨干會議。根據上級黨組織的指示,成立了罷工執行委員會,彭平之任總指揮,宋喬生、楊發秀等分別負責組織、宣傳工作。水口山工人沖破反動礦局設置的重重障礙,于6月13日舉行罷工,并向礦局提出了“速發欠薪,不得減少工資,無故不得開除工人,撤退工人俱樂部所駐軍隊”等五項復工條件。18日,全礦工人舉行示威游行。當游行隊伍到達礦局門口時,竟遭礦局軍警開槍射擊,10多名工人被打傷,彭平之等20多人被逮捕,罷工斗爭失敗。

1926年7月,北伐軍進入湖南,湖南的工會、農會由秘密轉到公開,工農運動掀起新的高潮。8月,中共湖南區執行委員會和湖南省總工會派陳章甫、劉漢之會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治部宣傳員涂國欽來到水口山,開展工農運動。宋喬生協同陳章甫、劉漢之、涂國欽,積極開展恢復工人俱樂部,組織工農運動,宣傳黨的統一戰線政策,組織義勇巡邏隊放哨等活動,及時挫敗了礦局反動派肆意造謠,煽動工人反對陳章甫,密令礦警化裝成工人,威脅、暗殺陳章甫,指使工賊成立“機械工人同樂社”、唱對臺戲等陰謀。同時派出義勇隊員狠揍了工賊朱科益、戴子和,并將這兩個家伙押解到省總工會,給予了嚴厲的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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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原水口山工人俱樂部主任、北伐軍總司令部秘書蔣先云路過衡陽,上級黨組織安排他重回水口山協助工作,同來的還有朱舜華。宋喬生與陳章甫等協同蔣先云、朱舜華在原工人俱樂部后山的老松樹下挖出1923年11月敵人破壞工人俱樂部時,蔣先云要朱舜華埋藏的文件和黨員、工人骨干名單,重新建立中共水口山特支,宋喬生擔任特支委員。這年冬,宋喬生按照水口山黨組織的部署,秘密召集工人骨干開會,認真開展了“工人要掌握武器,建立自己的武裝”的宣傳,決定派耿飚等黨團員到衡陽東洋渡兵工廠,與該廠地下黨組織里應外合,暗地運出一些槍支彈藥到水口山,以武裝工人。隨后,又把參加偷運槍支的黨團員派到醴陵、瀏陽等地組織開展農民運動,開展游擊斗爭。后來這支隊伍正式編入工農紅軍。

1927年春,由于水口山黨組織不斷發展壯大,根據上級指示,中共水口山縣委改為中共水口山地方委員會。宋喬生、雷發俫、楊發秀等一批工人骨干在黨和工會領導下,深入附近農村傳播革命火種,推動工人運動與農民運動相結合,使水口山礦周邊農村相繼成立了十八個鄉農民協會。

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不久,中共湘南特委書記陳佑魁來到水口山,召開黨團負責人會議,明確指出:水口山黨團組織的當務之急,是要迅速解除反動的礦警隊的武裝,武裝工人糾察隊,為衡陽地區成立三個工農師做好準備。根據這一指示精神,水口山黨組織經過研究,任命宋喬生為大隊隊長,具體負責奪槍事宜。宋喬生經過反復思考,決定以舉行工農軍事演習為名,采取突然襲擊的辦法,一舉奪得礦警隊槍支85枝,子彈100多擔。

“馬日事變”后,宋喬生與劉漢之及時召開工人骨干會議,研究對策,組織2000多工人,配合各地農軍攻打衡陽和長沙。由于衡陽的策反工作未能成功,以及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路線的阻撓,進攻長沙的戰斗中途受阻,宋喬生進軍到衡陽車站后奉命撤回。水口山工人武裝不得不化整為零,分散隱蔽。隨后,形勢急劇惡化,黨組織派來水口山工作的人員陸續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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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八·七”會議后,中共水口山地方委員會改為特別區委員會,宋喬生擔任中共水口山特別區委書記。在一片白色恐怖下,宋喬生按照上級黨組織關于組織地下武裝的指示,向工人們明確提出:“只有堅持革命才能使我們窮人得到好處,求得解放,要革命就得有武裝,有犧牲?!彼螁躺推渌叵曼h組織領導一道,為了隱蔽精干,積蓄力量,建立武裝,奪取更大的勝利,及時進行了周密部署:一方面派出人員前往長沙、衡陽等地建立黨的地下聯絡站,爭取與黨組織取得聯系;另一方面為了保存革命力量,組織部分水口山工人武裝開赴桐梓山,建立根據地,與當地農民武裝一道開展游擊活動;他自己則帶領黨內部分未暴露身份的工人,繼續留在水口山堅持地下斗爭。在宋喬生的動員和部署下,部分工人黨員白天做工,晚上分途出發,機智地避開敵人的耳目,將“馬日事變”后工人糾察隊分散隱藏的槍支一一收集攏來。同時,宋喬生還派人打入礦警隊內部,分化瓦解敵人,發展黨的組織,先后吸收礦警隊排長謝文斌、司務長文叔琪等為中共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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